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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界民族的研究，当着眼于不同国界的两面时，就涉及到一定程度的可比性，比较音乐形式的异同和音乐行为的相关性。以此为基础，形成对同一民族属于不同国家的认识。由于某个族群的一致性，在音乐制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音乐本体和音乐行为本来就是一致的。但是，通过以上的比较研究，我们可能会发现两个结果。一种是上述两个方面在某些方面保持不变，仍然保持一致性；还有一种可能是某些方面可能发生了变化。那么，为什么同一个民族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会出现演唱会呢？这构成了对音乐意义的探索。音乐美学领域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个话题是，音乐是否包含本体结构之外的其他意义？音乐美学在这种悖论中前进。《季乐》和《声无哀乐论》与西方音乐中的自律和他律理论的重叠，表明了人类关怀的一致性，虽然这两个理论跨越了近两千年。本文认为，基于音乐结构的音乐创作和演奏也体现了一种追求，但音乐的这种独立的、结构性的存在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中是难以存在的，因为音乐的意义不能依赖于音乐本身，而必然会从它所属的听众那里辐射出来。对于民族音乐学者来说，当人们把心融入到音乐结构中时，必然有结构之外的追求。尽管在研究中建立这种“追求”和音乐的实际“结构”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困难的过程，但民族音乐学家尚未放弃这种愿望。在对比分析了音乐和音乐行为的本质之后，我们发现了一个“第三因素”的存在，即参与跨界的双方都有不同的“他者”，双方都在各自的“他者”中照顾自己。

目前跨境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缘地区，是国内的少数民族。这样的少数民族分属于不同的国家，面对的文化主体也不一样。比如生活在中国的跨境民族，属于中国少数民族，他们面对的文化主体是汉文化。他们的音乐与中国的汉族音乐有关，称为“汉化”；同时，被划分到其他国家的那部分族群属于其他国家的居民，他们在各自国家面临着另一种文化主体，他们的音乐也与各自国家的音乐相关。双方作为各自国家的少数民族，开始与各自国家的不同文化实体发生关系。一方面，他们集体用自己的音乐来体现自己的民族身份；另一方面，在自身文化主体的压力下，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，以适应各自国家的需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同一个民族的两岸将开始出现分歧，他们的关系将越来越疏远。同时，在发生突变的同时，同一族群的双方在面对各自的跨文化主体时，也运用音乐的力量进行反思